一
我的爷爷名叫严文强,一###八年正月初五出生于江夏县安子乡严家铺村,祖上几辈都知书识礼,在方圆几十里素有“书斋人家”的美誉。严家铺在安子乡的西北方向,不到八华里的距离,面朝碧波万倾的鲁湖,背依怪石嶙峋的金石山,也可称得上是山青水秀,物华天美。村里的人家一多半以打鱼为生,另一小半则以种田养家糊口。我们家以文为本,既有田地也有渔船,几辈子人苦心经营,到光绪年间已是村子里屈指可数的旺户。爷爷的父亲叫严世达,听说在汉口读过洋学堂,辛亥年间张之洞在安子乡南边开办安子煤矿时曾任过三年副总工程师,其知识渊博,办事干练,在后来编纂的《江夏人物志》里也有记载。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安子煤矿。这个煤矿从辛亥年间开始开办,到日本人投降时都非常兴旺。当初开办这个煤矿的目的在于解决大武汉的燃煤问题,那时候北方多煤,但是距离太远,豆腐也就盘成了肉价钱,从成本上来说是不合算的,所以当初发现这个地方有煤时,张之洞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出发,亲自主持了这个煤矿的开发。只是日本人不是好东西,他们投降那年竟放了一把大火,使整个煤矿烧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一口黑咕隆咚深不见底的枯井。小的时候我们常往这矿井里扔石头,但是再大的石头扔进去也听不到石头到底的回声,足见这矿井之深。一九六九年的时候,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扭转北煤南运”的号召,国家投资在这里重新办起了安子煤矿。几乎是一夜间的事情,井架竖起来了,铁轨也铺好了,原本冷落的安子乡街道上有了许多戴黑色安全帽的采煤工人。第一节矿车从矿井里驶出来时整个安子乡的男女老幼几乎都跑去看了,但是让人惊得目瞪口呆的是卸下的不是乌黑发亮的煤碳,而是几个裹满乌黑煤泥的巨大怪物。工人们忙碌着用高压水枪将这怪物冲洗干净后,人们发现这家伙竟是用黄铜铸的,上面刻有谁也不认识的洋文。有几个曾在井下挖过煤的老人得意地向吃惊的人们介绍,这是“金蛤蟆”,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水泵,是张之洞从英国买来的,别看这家伙笨头笨脑的,却是正儿八经的洋货。后来从井下又运出了不少的矿渣,灰白色的大小石块里面夹杂着许多我们小孩子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锈得象块石头的小手枪,长满铜锈的子弹壳,还有白得耀眼的人骨头,有一次我还从矿渣堆里翻出一把一尺多长的刺刀,刀口仍很锋利,胳膊粗的杨树一刀下去就砍成了两截。谁知这煤矿从开始投产后就不顺利,好象是投产后的第三天,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一家伙就死了三十七个矿工,从井下弄上来后,一个个脸色红润,身体象藕节一样雪白,整整齐齐地躺在煤矿的在大礼堂里。照理一次就死了这么多人,也该有几年打住,但是到后来仿佛成了规律似的每年再怎么也得死两、三个人,到八零年的时候,国家不知是以什么理由干脆将这煤矿给关闭了。所以现在这里仍象以前一样留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井坑,仍有许多高矮不一的小孩隔老远往里面扔一块石头,然后竖起耳朵,企想能听到那石头落地的声音。
爷爷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就被视着掌上明珠,象当地说的那样:含在口里怕化了,放在掌上怕飞了。在生活起居上虽然被呵护倍至,但是在教育上却是异常严格,没有半点儿马虎。四岁时家里就为他请了私塾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入门,到八岁时《论语》、《道德经》什么的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九岁时那私孰先生出人意料地自己卷铺盖走人了,理由是他再也没有能力教爷爷,他不敢误人子弟。十岁时爷爷被他父亲从严家铺带到了安子煤矿上,矿上的一切都引起他这个来自乡里的小孩强烈好奇,他象一只从井底爬上来的青蛙,面对眼前从没有见过的世界,他真的有点应接不暇。他吵闹着跟着他的父亲下过黑咕隆咚的矿井,也背着他的父亲将家里的电石灯和手表拆得七零八碎。有时他在隆隆吼叫的转扬机前痴呆呆地一站大半天,过路的人竟怀疑他的神经是不是有点毛病。十一岁时爷爷随父亲去了上海,他在这座光怪陆离的有东方芝加哥美誉的城市整整生活了六年,一直到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从爷爷小的时候许多习惯来看,他应该对物理机械方面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但是鬼使神差,他却读了法律专业,这一让人不可思议的选择使他的一生从此象他所学的专业一样,晦涩、呆板,而无丁点儿情趣,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充满了因太执着而带来的不尽坎坷。
爷爷在北京呆了五年,毕业后先在武汉大学代了一年课,听说在代课期间曾参加过毛泽东主办的武昌农###动讲习所的学习。之所以对爷爷的这段经历我不敢肯定,因为确实无文字方面的记载,也无证人可以证明,但是可以肯定爷爷是在这段时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对共产主义和农###动有了一定的认识。要不为什么他在武汉大学代课代得好好的,无来由地突然不知去向,并且这以后他的喜怒哀乐竟离奇地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波峰浪谷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九二七年秋天爷爷下落不明后,让他这时已是赋闲在家的父亲肝胆俱裂,老人家肯定知道在这个多事之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将意味着什么,以至在大病一场后撒手西去,至死都未见着儿子一面。爷爷在一九二八年秋天突然回到严家铺,他的出现让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不仅瘦得只剩皮包骨,走路一拐一拐的,并且右手还吊着绷带。头发和胡子蓄得老长,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烂得遮不住肌肤。他走进我们家那幢古色古香的豪华老宅时,守门的长工竟认不出他,只当他是要饭的,不让他进门。他病恹恹的母亲最终认出他时,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抱着他哭成一团。
爷爷从此难得离开严家铺一步,他成了一个十足的乡绅,整日长袍马褂,流连于湖光山色,沉迷于诗词书画。听现在仍健在严家铺的老人讲,爷爷时常站在鲁湖边上看着淼茫的远方,一站就是大半天,或者独自踱上村后的金石山,从大清早可以一直呆到太阳落到远处的湖面下面也不动一下。他很少与人讲话,神情肃穆而又凝重,那痴呆的模样,仿佛是在怀念着远方的什么,又似在惦念着远方的什么。在大多数严家铺人的意识里,考上清华大学有如古时考上状元,所以在大家对爷爷内心世界不甚了解时,个个都怀着十万分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留心他的表情的些微变化。但是长时间以后,大家免不了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大家在背地里议论,他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这些话不可避免地传进了爷爷的母亲的耳里,老人家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脑子真的有问题,但是她也为爷爷整日那失魂落魄的模样儿担心。在再三权衡以后老人家决定为爷爷讨一个媳妇。老话说说得好,男人的心只有女人能拴得住。
在经过半年的物色和三个多月的谈婚论嫁以后,我的奶奶终于进了我们家的门。爷爷虽是读过新书也见过大世面的人,但不象那时候许多有知识的年轻人那样敢于在婚姻上追求自由,他仍尊从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对于母亲的忙碌和张罗他既不表示赞同也从没有表示反对,他只是一笑了之。但是爷爷的母亲绝没有敷衍爷爷,因为奶奶是方圆几百里鼎鼎大名的神医黄芍药的千金,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爷爷和奶奶举行婚礼的日子是一九三零年农历腊月初八。好日子是爷爷的母亲亲定的,我们那儿很早以前就有“要想发,不离八”的说法,谁都想讨个吉利,争个彩头。爷爷的婚礼非常隆重,但是具体隆重到什么程度,以现在的标准还真不好形容,只是听说杀了三十头猪,宰了八头牛,没间断的流水席就整整办了八天。严家铺至今仍健在的老人对爷爷和奶奶婚礼上的热闹场面和阔绰排场仍是记忆犹新。我遇到的一位口里的牙齿已经全掉光的老汉,腆着瘪平的肚皮比划着对我说:“当时我们严家铺四十八户人家,这八天压根就没开过火,全在你们家吃流水席,一个个将肚皮吃得象大南瓜似的,滚圆滚圆。”他说话时直咂嘴巴,好似婚礼上浓浓的肉香至今还残留在他的嘴唇上,以至回味无穷。
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夫妻对拜,然后在欢天喜地的唢呐声中,爷爷笑眯眯地牵着披着盖头的奶奶双双入了洞房。奶奶后来幸福地回忆,爷爷揭开她的盖头后,定定地对她审视了好一刻,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还真不赖。”羞得原本面如桃花的奶奶,脸红得有如七月天里着了火的石榴。
奶奶嫁给爷爷时只有十八岁,她是神医黄芍药的掌上明珠,棋琴书画样样精通,并且自小耳濡目染,对中医也颇有造诣,是远近闻名的才女。自嫁到严家以后她上敬婆婆,下奉丈夫,事无巨细都做得面面俱到,深得左邻右舍的好评。也自娶了奶奶以后,爷爷好似变了一个人,虽然有时也偶尔到鲁湖边、金石山上发发呆,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奶奶厮守在一起,难得独个儿出家门一步。第三年父亲出世了,有了婴儿的清脆啼哭,我们严家更是充满了述说不尽的勃勃生机。爷爷也彻底脱胎换骨,整日抱着瞪着好奇的双眼、舞着稚嫩双手的父亲东家逛西家走,无限的幸福和难以言状的满足溢于言表。这以后在鲁湖边和金石山上再也难得见到爷爷瘦削、痴呆的身影。
实际上奶奶也不是一个安于现状或者说是一个追求虚荣的富家媳妇,虽然我们家的财富足能保证她的雍荣华贵,但是在父亲刚满周岁时,她仍鼓动爷爷在老宅左手边的一间厢房开了一个药铺,利用中草药为邻里乡亲治治头痛脑热、跌打损伤一类的小灾小痛。她的婆婆是一个守旧的人,但是耐不过她和爷爷俩人的软泡硬施,老人家最终答应了他们这几乎有点荒诞的举动,并且在她目所能及的时候努力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时间的推移,奶奶从她父亲那儿学来的高超医术和乐善好施的品行赢得了周围大小村子里的人们的啧啧称奇和普遍好评。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天,奶奶怀里抱着仍在吃奶的父亲,冒着鹅毛大雪步行八华里路赶到严家铺东边的杨家边,将因难产在床上呻吟了三天、而在奶奶赶到时已是咽咽一息的一位小媳妇硬是用不起眼的针灸从死神那儿夺回来的故事竟为她赢得了活菩萨的盛誉。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几乎忘记了爷爷的存在。但是我的爷爷好似对于这一切永远都是无动于衷,平日里他在药房里逗呀呀学步的父亲玩耍,有时也帮忙不过来的奶奶研磨一下草药或者照料一下病人,听到人们对奶奶的夸奖他总是那么淡淡地一笑,那模样既显得谦逊又显得幸福,叫人捉摸不透。
爷爷的母亲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去世的,奶奶伏在硕大的樟木棺材上哭得泪人一般,她的泪水和声嘶力竭的哭号,使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唏嘘不止,禁不住热泪盈眶。爷爷却始终表情木然,一跛一拐地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连一颗眼泪也没见流下来。
爷爷的母亲去逝后,爷爷作为独子,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家之主。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表现完全有失一家之主的身份。他虽为一个十足的乡村地主,但是他完全没有作为乡村地主所具有的对财富永不知足的贪婪共性。他看他的古书,和自己的儿子逗逗打打,到后来他竟迷恋上药理,整日钻进奶奶从她娘家带来的那一大堆发黄的《本草纲目》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草头方子里。最后他竟学有所成,一般的异难杂症都能做到药到病除。奶奶对于爷爷的这种几近怪异的习性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后来对于药铺里的生意她放手让爷爷一个人去鼓捣,她则腾出手来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维系家庭的发展和对财富的聚敛上。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很快成了一个十足的“管家婆”,我们家所拥有的田产和打渔的船只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三七年的秋天以后,爷爷突然对时事表现出特别感兴趣,这源于严家铺以及周围的村子里要饭的北方难民突然多起来。爷爷象是从冬眠中醒来一样,显得异常的亢奋。他时常将讲北方话的难民邀到家里,向他们问一些家里人甚至包括奶奶都听不懂的问题,比如山海关、芦沟桥和花园口什么的,在向难民们问话时爷爷的表情始终严肃,连奶奶都能从他的表情里感觉到将有惊天动地的祸事发生。这以后不多长的时间内,爷爷突然连续去了几趟安子镇,每次回来时都抱着一大缧新旧不一的报纸,进了家门就忙不迭地将报纸铺开,皱着眉头逐条逐句细细地瞧,慢慢地推敲。然后一个人背着手关在房子里打转转,那模样象一只被囚禁在铁笼子里的野狼。或者长久地望着墙壁发呆,仿佛世界的末日即刻就会到来。奶奶连大气都不敢出,只能远远惊悸地看着他。
祸事终于在烦燥不安中来了,但是不是来自意念中的东洋人,而是一个叫周小山的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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